永旺配资端你为什么应该跟陌生人聊天？

我去一个小区看房，三位中介接待，其中一位女的，业务非常熟练，知道待租或待售的各家的情况（有关的以及无关的），“平时只有太太住，先生陪女儿在国外读书，假期结束又要走了，每天保洁来打扫两个小时。”“这一套是老头老太买给孩子的，孩子也没来住。”

经过一套房子，她说：“这一套是我客户的，装修装了快两年了还没装好，太精益求精。”我说这装修的钱大概要赶上一半房价了，另外一位中介说：“别墅就是这样，装着装着就会调高预算。”

作为一个不坐班的人，我日常接触的人只有小区的保安、小餐馆的老板、美发店的师傅，想听到说话声，只能以偷听路人的交谈甚至电话通话为主。

昨天刚好看到《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马里奥特的一篇文章，说如今人们相互之间的交谈大大减少，“在沉默中，你可以听到社会的崩塌声”。

他难得跟出租车司机聊了一路，“聊起了他的家人、优步的抽成，以及他之前那段并不愉快的厨师生涯。我从我们的谈话中并没有获得什么惊世骇俗的社会学见解，但这确实很不寻常。大多数优步行程都近乎无声，这可能是由于语言障碍，也可能是因为双方都担心，任何试图主动开启对话的行为都会导致低于五星的评价。”

在现代都市的喧嚣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大西洋月刊》最近报道说，研究发现，人们说的话正在下降：从2005年的每年16632个词减少到了2019年的每年11900个词。不难猜到，这些消失的词语都去了哪里。在餐厅点餐时，只需要扫码下单。以后，出行将会更加安静；乘客们可以选择乘坐无人驾驶出租车。

人际交流的减少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孤立和认知健康的担忧（社交互动对大脑有益）。但这种日益加剧的沉默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如果说存在所谓的“社会锦缎”（Social Fabric），那么这些日常对话就是织就它的纤细线头。人类是群居动物。对家人和身边“圈内人”的同情心是与生俱来的，而对陌生人的同情心则需要后天的培养。18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融合加剧——是现代自由社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城市是培养包容心的学校。它们提供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陌生人暴露疗法”的方式，让人们反复与和自己不同的人进行小的接触。在商店、出租车和餐馆里匆匆而过的对话，都是跨越阶级、文化和种族界限的宝贵尝试；每一次对话都像一根针，刺破了分隔不同人群的社会隔阂。

与出租车司机的短暂交流，可以给原本显得冷漠无情的城市生活增添一丝人情味。这样的对话本身或许平淡无奇，但积少成多，意义非凡。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公民之间某种程度的人性共通，几乎无法正常运转。

成功的城市应该具有开放性。但现在人们不那么需要跟别人说话。一排排的房屋如同堡垒，住户们跟外卖员匆匆道别（“谢了”）。这些外卖员满足了现代人渴望在绝对的孤独中享用烧烤等美食的强烈愿望，对顾客而言，他们只是街上飞驰而过的面孔，或是灯光闪烁的门口里匆匆一瞥的身影。科技使得人们可以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城市过着与世隔绝的静谧生活；许多人就像在沙漠中的石柱上静修的教士一样，与世隔绝地待在自己的卧室或电动车上。

为了提高效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正在减少，而这种互动恰恰具有宝贵的价值。不同的群体之间不交谈就不会相互友好相待。

这些说法或许听起来有些夸张，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层阶级军官与工人阶级士兵之间的战友情谊，常被认为是打破战前森严阶级等级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许多富豪的社会孤立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战前祖辈，他们通过手机应用操控着一群行踪飘忽、身份不明的仆人。爱德华时代的绅士与管家或司机的交流远比现代人与优步司机或外卖小哥的交流要多得多。

或许正是由于阶层间日益加剧的社会隔离，才导致了富人日益增长的利己主义（21世纪以来，他们的慈善捐款有所下降），以及底层民众日益增长的怨恨。

许多现代都市人的观念和社交方式与中世纪偏远村庄里的农民一样狭隘。但他们之间的隔阂并非来自遥远的距离和糟糕的道路，而是来自耳机和屏幕。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如何维持一个复杂的社会的运转？

美国的科尔顿发起一个叫美国对话的活动，他经常把椅子和一叠聊天话题牌搬到纽约市的各个公园里，邀请通勤者、遛狗的人和游客坐下来，与素昧平生的人聊天。他说，几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人情味的场景，就像先祖们当年围坐在篝火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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